中国十大纪实摄影师(中国纪实摄影师排名)

　　王搏，就像他的书名一样，是个“永不放弃希望”的人，不管自己遭受多少苦难，但他对摄影最真诚的理想却从没有放弃。从1988年到2009年，21年漫长的拍摄和行走，孤独、贫困和病痛几乎一直伴随着王搏，但他的镜头从没有“失焦”和被遮蔽。联想到最近经常见到的那些蜂拥到北京参加“金像奖”的“著名摄影家”们，对比他们，王搏显得如此“孤独”和“伟大”。

王搏作品

　　王搏，原名王天中，生于1964年，甘肃天水人。1970年入小学，1981年初中毕业，后因贫困辍学回家务农。1994年毕业与中摄函授学院。1990年起纯民间义务行为自费开始纪实拍摄采访贫困儿童的行动，1998年起在全国各地的高校等单位举办多次“爱心在行动”——资助西部贫困儿童摄影展。

　　一个纪实摄影家，徒步行走拍摄西部十余省，历经十六载，坚持不懈，自费拍摄了几万张西部贫困及失学儿童的照片。王搏老师以自己的亲身走访和实地拍摄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并通过在各省市和高校自费举办影展的方式现场为这些贫困儿童寻找资助人。影展共举办24场，通过这样“一对一”的助学形式使12860名贫苦的孩子得到社会好心人士的帮助，保证了这些失学和面临失学的儿童可以继续他们的学业。

王搏作品

　　1986年，王搏到一个边远的山区挖草药，饿了三天后终于看到一个破旧的草房，就进去讨点饭吃。屋里一个男人从一个烂锅片上给他盛了一点苞谷酸菜面，这是这家仅有的一点口粮。后来王搏了解到男女主人都是哑巴，孩子失学在家，因此和通行2人凑了120块钱留给了这家人。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小男孩的眼神一直留在王搏心里，当时模模糊糊就有一种想法，用什么方法告诉更多的人来帮助那些失学的可怜的孩子。

王搏作品

　　1988年，王搏在旧货摊上花100块钱买了一台“启诺”相机。1990年开始酝酿“用摄影帮助失学儿童”这么一个专题。他再度上山去找4年前山上的一家人，却没找到。而此行他在沿途却发现了更多是血的孩子，从此下定决心用摄影来帮助失学儿童。

　　刚开始非常艰难，这样的图片报纸都不要，没人登。其实王搏在拍摄之初也想过找一些官方机构来支持，但都失败了。1998年，王搏第一次办影展的时候，为了一些手续，光跑这些部门就17次到兰州，来来回回从天水到兰州，从兰州到天水，结果展览办起来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人家的认同。但王搏铁了心，一定要将这个项目继续下去。他靠在麦积山旅游旺季给别人拍照片、淡季回家务农来赚胶卷钱。

王搏作品

　　1997年，王搏参加了“我要上学”摄影比赛，获得了100块钱的奖金。照片是96年拍的一个失学的小女孩，王搏当时曾经答应资助她，于是就拿着这100块钱，经过一天的跋山涉水到了那个村庄去找那个女孩。后来老师告诉王搏说她已经走了，出去打工了此事让他心酸不已，为自己没有兑现诺言，更为失学孩子的可怜境遇。下了山后，王搏就背上干粮，开始全身心地拍这些失学的孩子，直到现在。

　　在他的努力下，许多失学儿童收到了“一对一”的资助。1999年后，王搏大部分时间都在调查、回访捐款的落实情况。曾经有一次他得知某村捐款被挪用，愤怒的与支书打了一架，最终将捐款要了回来，分给了学生。到现在，一共有5000多个孩子受到了资助。

王搏作品

　　王搏在这么多年拍摄中是非常苦的，他曾遭人非议、怀疑，受到别人调查，一次次的调查回访奔波劳碌而自己却没因此富裕起来，家人到现在依然不理解他，妻子屡屡向他举起离婚的红牌。这份工作包含着王搏的泪水，让他艰辛的付出巨大的代价。他曾问自己何苦这么苦，但那些孩子让他割舍不下。

王搏作品

　　20多年，王搏在这条路上走的非常艰辛，他不知举办过多少展览，帮助过都少失学儿童，而今他依然一贫如洗。他曾经也是一名失学儿童，在全身心的投入到援助失学儿童的过程中。他打算回到麦积山，摆个小摊，卖点饮料来赚点钱，不让自己的孩子辍学——这是他唯一能为自己孩子做的事。王搏，一个好人。

　　王搏：永不放弃希望的人

文/那日松

　　前几天收到王搏从上海发来的短信：“由于又要筹写《西部贫困娃娃》，我今天离开上海回甘肃。去北京大约是8月中旬。另告知你，《永不放弃希望——王搏走近代课教师》一书，在7月底面市。”

　　看到这条短信，忽然有一种感动——王搏，就像他的书名一样，是个“永不放弃希望”的人，不管自己遭受多少苦难，但他对摄影最真诚的理想却从没有放弃。

　　很久没有见到王搏了，但我知道，为了那些失学的西部儿童，那些贫困的代课教师，王搏一直都在坚持着……

　　从1988年到2009年，21年漫长的拍摄和行走，孤独、贫困和病痛几乎一直伴随着王搏，但他的镜头从没有“失焦”和被遮蔽。

　　以下是本人在2001年3月对王搏的一次访谈，文章刊登在当年的《摄影之友》杂志，作为“项目资助计划”，《摄影之友》杂志社捐助王搏5000元人民币，这也是迄今为止所谓“摄影界”对王搏的唯一一次资助。

　　那日松：就从你什么时候开始拍这些失学儿童谈起吧。

　　王搏：这种想法是从1988年就有了，这与我的亲身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我也有失学的切肤之痛。

　　那日松：拍这个专题的起因是什么？总会有一件打动你的事吧？

　　王搏：1986年，我去一个边远的山区挖草药，我们三个人在森林里走了3天，可以说是饥饿难当，终于看到一个破旧的草房，我们就进去讨点饭吃。屋里一个男人从一个烂锅片上给我们盛了一点苞谷酸菜面，我们吃的很狼狈，我发现那个男人始终不说话，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哑巴，他的妻子也是个哑巴。而他们的孩子（一个男孩）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一直在看着我们，原来我们把他们家仅有的一点粮食都吃了第二天早晨，小男孩的爷爷挖药材回来了，给我们讲了他们家的情况。我问小男孩上学了吗，爷爷说根本上不起学，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他非常伤心。于是我和同行的两个朋友就凑了120块钱留给他们。当时120块钱确实是个大数了，但我们不由自主地就那么做了。

　　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小男孩的眼神一直留在我心里，当时模模糊糊就有一种想法，用什么方法告诉更多的人来帮助那些失学的可怜的孩子。

　　1988年，我在旧货摊上花100块钱买了一台“启诺”相机。到1990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酝酿“用摄影帮助失学儿童”这么一个专题，当时还不太成熟。

　　那年冬天，我想再去看看那个小男孩，但由于不记得路而没有找到。没想到，我在沿途就看到了很多失学的孩子，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下定决心拍摄这些失学儿童的故事。

　　刚开始就非常艰难，这样的图片报纸都不要，没人登。为了发表这些照片，我专门去过几次兰州，也花过钱送礼请吃饭，但还是从来没有登过。后来我就想只要我自己还能挣钱，我就坚持拍下去。

　　那日松：你那时主要靠什么挣钱呢？

　　王搏：我那时已经在麦积山的旅游旺季给人家拍点照片，淡季的时候就回家干点农活，胶卷钱能挣回来了，包括上函授学院的费用。

　　那日松：当时知道解海龙吗？他也在拍“希望工程”，而且很成功。

　　王搏：知道。

　　那日松：他对你有影响吗？

　　王搏：没什么影响。我知道解海龙也在做这个工作，但他是官方的，他有自己的路子；我知道我要付出的比他大得多。

　　那日松：你当时也试图找过官方的一些机构吗？比如“青基会”？

　　王搏：找过。但他们有自己的资助渠道，他们不太相信我，我也理解，所以我就以我自己的方式做这个事情。

　　98年，第一次办影展的时候，为了一些手续，光跑这些部门我就17次到兰州，来来回回从天水到兰州，从兰州到天水，结果展览办起来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人家的认同。

　　1997年，我参加“青基会”、《中国少年报》、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我要上学”摄影比赛，获了个奖，有100块钱的奖金。照片是我96年拍的一个失学的小女孩，我当时曾经答应要资助她，这样在97年的冬天，我就拿着这100块钱，经过一天的跋山涉水到了那个村庄。我去找她，老师告诉我说她已经走了，出去打工了，我当时非常难过，好像有一种负罪感，感到我没有兑现我的诺言。

　　下了山后，我就背上干粮，开始全身心地拍这些失学的孩子，直到现在。

　　那日松：怎么想起用这种“一对一”的资助方式？

　　王搏：我刚才说过我走的是一条纯民间的道路，只要我问心无愧，不犯错误就行，我并不希望人家怎么承认。我一直在想资助款的最佳落实方式，逐渐的我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就有了这种“一对一资助”。

　　那日松：99年办展回去后，据说你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回访，调查资助款的落实？

　　王搏：一个是回访，调查；一个是很多媒体（中央电视台、《羊城晚报》、《人民政协报》等）的记者也都来考察。

　　那日松：有没有资助款被挪用的？

　　王搏：有。在一个村小学，我发现学生们用的都是旧书，我就问老师资助款都哪里去了，他说都让书记村长拿走了。我当时非常生气，一把抓住这个老师，就想打他，这时候我发现他是个残疾人，就住手了。我说对不起，你告诉我怎么回事。他说这里的村民太穷交不上“两费”，于是书记就把资助款扣了交“两费”。我就去找书记，书记说这钱又不是你的，你凭什么管。我说这钱确实不是我的，但这钱是我替孩子们找来的。后来那个书记就干脆耍赖了，说就是不给。我当时特别生气，实在忍不住了，一把拉住他，痛痛快快打了一架。最后书记终于把钱交了回来，我又把钱分给了学生。

　　调查、落实资助款现在是个最大的问题。我越来越觉得我没法承受，工作量太大，不可能完美，或许就因为我没有太多精力做这个，而出现一些问题。

　　那日松：在拍摄这个专题过程中，有没有人资助过你？

　　王搏：有一些。

　　那日松：拍摄当中，也一定遇到过很多麻烦吧？比如别人对你的不理解。

　　王搏：很多。付出了很多，也遇到了很多不理解和对我的偏见、歧视，这些到处都可以感觉到。

　　那日松：你的家人呢？他们怎么看？

　　王搏：只能说他们是不接受也得接受。我的两个儿子都大了，可以照顾自己，妻子提出过几次离婚……

　　那日松：你周围其他的人呢？比如你们村的人。

　　王搏：我们村的人，一些孩子受过资助的，都说我干的是好事。也有一些人呢说我这些年发财了，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说我的钱存了好几个银行，很多人（认识或不认识的）都来找我借钱。还有一个乡的政府也三番五次地找我，说我的报道不实，他们乡没有失学儿童，还调查我的身份。

　　那日松：为什么你的展览几乎都是在大学校园里举办的？

　　王搏：大学生更纯净，更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这里办展，我的心很安静，他们的精神和品质更能够激励我。

　　那日松：你是初中毕业，没有上高中吗？

　　王搏：没上高中。那个时候我的家庭状况也非常艰难，我考高中那年，我父亲病了，家里没人干活。考试开始了，我还在地里收麦子，等我感到考场，考试都快结束了，我已经没有资格了。

　　那日松：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关于你自己。想没想过离开农村？

　　王搏：不想离开。

　　那日松：如果给你一个工作机会呢？

　　王搏：还没有仔细想过。现在5000多个孩子得到资助，调查落实就要耗费我很多时间。我希望这次回家以后，好好想想这件事，理清思路。

　　我有时也想——何苦这样呢？但我又难以割舍这些孩子。这份工作确实饱含着我的泪水、艰辛和付出的巨大代价。在我这一段很宝贵的时光里，我付出了，我也得到了结果。

　　那日松：你怎么看待你自己？你觉得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搏：我觉得我至少有真情实感。我又责任感，我做了一件事，哪怕不是尽善尽美，我也要努力去做。

　　在我的意识里也有一个反对我的人，多少次他想战胜另一个支持我的人，但始终他还是没有成功。

　　那日松：很多了解你的朋友都把你看做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你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大？

　　王搏：我个人的力量再微小，我也要努力去做。对得起这些孩子，对得起那些资助者，也就对得起自己。

　　那日松：你并没有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什么好处？

　　王搏：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失学。这次回去我马上就要去麦积山，摆个小摊，卖饮料挣点钱。

　　那日松：在你们家乡有支持你的人吗？

　　王搏：没有。

　　那日松：为什么？

　　王搏：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中央电视台有一位女记者（她资助了两个孩子）到我们家去，她在我们家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她走的时候，我送她，她对我说：你的妻子特别善良，她非常贤惠，你的孩子也非常可爱也非常聪明，你有多好的一个家啊。但同时我又觉得你怎样才能拓展自己的生活道路。这个地方这么穷，这个地方的人都不理解你，你怎样才能从这个夹缝里走出来？

　　我这样回答她：这个夹缝里面可以成为有志者的天堂，从这里可以一步登天，也可以一步入地狱，就看你要上天堂还有要下地狱，我或许上不了天堂，但我也要在这个夹缝里面挣扎。她说你至少在精神上是谁也无法战胜的。我说我现在就是凭着这个精神生活，我没有其他的财富。

　　其实我有时也感觉到自己是不是神经错乱，我也曾经下过几次决心到精神病院去看一下，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有时候都不敢相信自己。记得那次在兰州，97年冬天，我已经跑了17次兰州，可还是没有人理睬我，我当时非常失望，就烧了很多照片，我拍了那么多孩子，却得不到承认，连一个展出的资格都没有，晚上，我坐在马路边，一边烧照片，一边烤火，烧完了，我就去买了一瓶白酒，一口气喝了，然后靠在一棵树上睡着了。那时候，我也下定了一个决心：不管多难，我也绝不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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